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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事实证明,作为国内第一部汉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党的早期理论建设奠定了思想基础。本站精心为大家整理了,希望对你有帮助。

  陈望道传的小故事1

  1920年早春的一天夜里,在浙江义乌分水塘村一间久未修葺的柴屋内,一个年轻人正埋首译书。母亲爱子心切,特意端来粽子和红糖。走到屋外,她还特意问道:“红糖够不够,要不要再给你添些?”青年应声答道:“够甜,够甜的了!”谁知,当母亲进来收拾碗筷时,却发现儿子的嘴里满是墨汁,红糖却一点儿也没动。原来,他竟是蘸着墨汁吃掉粽子的!

  没错,故事的主人公就是中共早期活动家、新文化运动先驱者、著名语言学家、教育家陈望道,他当时正致力于将《共产党宣言》通篇第一次译成中文。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面世。就在它印行300多天后,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讲述这则故事,并意味深长地说:“真理的味道非常甜。”那么,是什么让青年陈望道吃了墨汁却浑然不觉,还说很甜呢?不妨一同重温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那段峥嵘往事。

  重任在肩 当仁不让

  1920年2月初,因“一师风潮”而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愤然离职不久的陈望道,接到上海《民国日报》社经理兼副刊《觉悟》主编邵力子的来信。陈望道不仅与邵力子有同乡之谊,且常为《民国日报》撰稿,两人交情莫逆。好友来函,自然欣喜。展开函札浏览,陈望道不禁喜上眉梢。原来,邵力子在信中称,《星期评论》周刊主编戴季陶约请陈为该刊翻译《共产党宣言》。

  对于《共产党宣言》,陈望道并不陌生。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共产党宣言》的只言片语就通过《万国公报》《民报》等刊物传入中国。“五四”前后,《每周评论》《国民》等进步期刊均对《共产党宣言》进行过零星片段式地摘译,陈望道亦曾读过。只可惜,《共产党宣言》的通篇译文一直阙如。

  五四时期的戴季陶,思想激进,极为推崇马恩。他曾从东瀛带回一本由幸德秋水、堺利彦合译的日文版《共产党宣言》,原先打算据此将《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却浅尝辄止,因其翻译难度颇高,译者须兼备深厚的语言功底和一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整天忙于编务的戴季陶自感难以胜任,“不如邀人翻译,并在《星期评论》上连载”。一日,当戴将自己的想法告诉邵力子后,邵极力赞同。

  “可是何君能堪此大任呢?”戴季陶叹了叹气,把《共产党宣言》翻译的难度向邵言说。思索片刻后,邵力子笑眯眯地讲:“非杭州陈望道莫属。”邵力子此言不虚。陈望道留日时,结识了日本进步学者河上肇、山川均等,阅读过他们译介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况且,陈的国文素养非常了得,单凭他往日刊在《民国日报》上的文章便能窥知一二。商定之后,邵立刻修书一封给陈望道。

  《星期评论》因介绍、研究国内外劳工运动,宣传社会主义和其他新思潮,与陈独秀、李大钊创办的《每周评论》齐名,被时人誉为“舆论界中最亮的两颗明星”。《星期评论》的邀约让陈望道既感意外,又觉兴奋。因为“一师风潮”发生后,他在不断地反思中获得感悟:对待任何事物,不能简单凭借“新”与“旧”来加以肯定或否定,应当有更高的判别准绳,那便是马克思主义。“这真是天赐良机!若译出《共产党宣言》,对于传播马克思主义岂不是大有裨益?”打定主意后,陈望道赶忙提笔给邵力子复信。不多时,上海方面向他提供了戴季陶自购的那本日文版《共产党宣言》,作为翻译底本。

  误把墨汁当红糖吃

  译书需要一个清静的地方,陈望道想到了自己的故乡——义乌分水塘村(今属城西街道)。因村中有口水塘,池水分为两系,分别流向义乌和临近的浦江县,故名“分水塘”,村子也由此得名。陈望道生于斯长于斯,直至外出求学,方才离开这个坐落在大峰山脚下的小村落。那里“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远离尘嚣,犹如世外桃源一般,乃译书的绝佳去处。

  1920年2月中旬,陈望道带着妻儿回到了分水塘村。适逢春节临近,村里渐次热闹起来,家家户户忙着准备年货,陈家亦然,可里里外外唯独不见陈望道的身影。他去了哪儿呢?

  谜底就藏在距离陈宅五六十米开外的一间柴屋里。那是陈氏老宅,陈望道幼时就随父母居于此处。1909年,陈家新居——一座二层砖木结构的庭院建成后,老宅便被用于堆放柴禾,平日少有人前往。陈望道一眼就相中了这破旧却静谧的老宅,他带着几样简单的生活物件和文具,便在那里“安营扎寨”,孜孜不倦地翻译《共产党宣言》。柴房里既没桌子又无床,陈望道干脆把一块铺板架在两条长板凳上,工作时,把一应所需摊在铺板上,倒也施展得开;累了就往板上一躺,权作卧榻。早春时节,乍暖还寒,山区里更添几分寒意,及至深夜,刺骨的朔风横冲直撞般地从四壁和窗户的缝隙里闯入屋内,陈望道那只握笔的手时常被冻得不听使唤。家里虽不缺“汤婆子”和脚炉,但他嫌那些玩意束缚了手脚,反倒令人分神。实在冷得吃不消了,陈望道就起身,跺跺脚、搓搓手,还不住地往手心里呼气,稍觉回暖,又专心致志地继续译书。

  陈望道对于《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工作是如此专注,除了短暂的睡眠时间,他都“吝啬”到不肯在其他事情上多浪费一分一秒,就连一日三餐和茶水都是由母亲张翠姐送入柴房。眼见儿子食不甘味、夜不安寝,人都瘦了一圈,张氏心疼不已。一日,她特地包了几个糯米粽子,外加上一碟温补祛寒的红糖,送去给儿子吃。“粽子是刚出锅的,蘸蘸红糖,赶快趁热吃。”陈母搁下吃食,反复叮嘱道。陈望道“嗯”了一声,却还在低头写字。为了不打扰儿子,陈母便转身离去了。不过,为娘的仍旧放心不下,她在屋外站了片刻,并关切地问儿子,是否还要添些红糖。“够了,够甜的了”,陈望道的答复很利落。后来,待到陈母进屋收拾碗碟,见到儿子嘴唇周围乌黑一片,先是大吃一惊,再看看紧挨着那碟红糖的一方砚台,她明白了一切,不由得“噗嗤”笑出声来。原来,陈望道太过专心,竟错把墨汁当红糖蘸。见母亲发笑,陈望道还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张翠姐这才道出其中的“奥妙”,陈望道听闻后,抹着嘴巴,也笑了起来。

  转眼间,已近谷雨时节,陈望道“费了平时译书的五倍功夫”,终于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翻译。他小心翼翼地把近两个月辛劳换来的那一叠字斟句酌的译稿装入一个纸袋里,抱着放于胸前。出得屋来,抬头望见远处山花烂漫的美景,陈望道的心头也充满了浓浓春意。

  “我们都是你教育出来的”

  后来,由于《星期评论》停刊,《共产党宣言》译稿的出版费了一番周折。好在得到了陈独秀、李汉俊等人的支持和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资助,几经磨砺的《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终于在1920年8月付梓,共计印行1000册。首译本比现今的小32开还略小,显得玲珑精致,封面印着红底的马克思半身坐像,画像上方印有“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马格斯安格尔斯合著,陈望道译”等字样。翻开小册子,内页是用5号铅字竖版直排,无扉页及序言,亦不设目录,风格简洁。稍有缺憾的是,书名被错印成《共党产宣言》,文中也有20余处讹字,但毕竟这是又新印刷所开机印制的第一本书。

  《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推出后,迅速在先进知识分子群体中掀起一股购买与阅读热潮,很快便告售罄。9月,在勘误之后,《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印行了第二版,封面的马克思坐像底色改为蓝色。与首版相仿,第二版同样热销,以致许多读者致信《新青年》《民国日报》,询问购书事宜。

  或许陈望道未曾料到,他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会在当时的革命青年和知识分子当中产生如此强烈反响,一大批具有激进民主主义思想的仁人志士在它的熏陶下,成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1921年9月,人民出版社在沪成立。在该社的首批出版书目中,陈望道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赫然列于前位。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广州平民书社、上海书店等纷纷重印此书,单是平民书社一家就重印达10次之多。至1926年5月,该书已相继印行17版,其再版的速度远超同时代的任何一本图书,受欢迎的程度可见一斑。

  当年,毛泽东就是《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众多拥趸中的一员。1936年7月,他对来延安采访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坦露了自己思想成长的心路历程,“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排在这三本书之榜首的即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毛泽东进而又说:“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1941年9月13日,毛泽东在向中央妇委和中共中央西北局联合组成的妇女生活调查团发表讲话时,再度谈及陈望道的译本,“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即柯卡普著《社会主义史》——笔者注),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

  不仅仅是毛泽东,《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教育和鼓舞激励过的革命者何止成千上万。在1949年7月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遇见前来与会的陈望道时,紧紧握住他的手,当着在场代表们的面,笑呵呵地说:“陈望道先生,我们都是你教育出来的!”

  历史事实证明,作为国内第一部汉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党的早期理论建设奠定了思想基础。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滋养下,于华夏大地上孕育出甘甜的果实。

  陈望道传的小故事2

  腰上别着“小蜜蜂”,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八年来,她每天都为参观义乌陈望道故居的游客讲述陈望道的故事,日复一日,孜孜不倦。“她的讲解很生动,而且通俗易懂。”“她为人随和,热情好客,我们都喜欢听她讲故事。”在许多游人心里,她的指引和讲解,给陈望道故居增添了一抹亲切而温柔的色彩。

  她的名字叫陈华仙,今年52岁,是陈望道故居的管理员兼讲解员,更是一名“红色精神”的传承者。

  与陈望道故居的巧妙缘分

  “这里就是陈望道先生的柴房,此前,陈望道先生曾误把墨水当成红糖蘸粽吃,还觉得很甜。信仰的味道是甜的,这个故事一直延续至今,为后人们所传颂。”7月2日上午,记者在分水塘村见到陈华仙时,她正在接待前来考察的金华婺城区政协委员,为他们讲述陈望道的故事。在讲解过程中,陈华仙带领他们领略陈望道故居的标志性地点,每到一处,她都会通过“小蜜蜂”耐心讲解。遇到有人现场提问时,陈华仙总能应对自如,因为陈望道先生的故事她早已烂熟于心。

  “陈望道先生是我的堂伯父,和我爷爷关系很好,在我的记忆中,我爷爷经常在我耳边说陈望道当年的故事,他对我的人生有很大的影响。”说起与陈望道的缘分,陈华仙的眉眼间满是敬仰。陈华仙出生于城西街道分水塘村,这是一个远近闻名的红色山村,村里94岁高龄的抗日老兵陈明奶就是陈华仙的公公,而第一位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陈望道则是陈华仙的堂伯父。

  陈华仙告诉记者,她的父亲名叫陈明山,而陈望道本名叫陈明融,两个人是堂兄弟,两户人家是隔壁邻居。在国民党政府疯狂压迫共产党人时,陈华仙的爷爷曾掩护过陈望道。新中国成立后,陈望道还在上海给陈华仙的爷爷介绍了一份工作。对于陈华仙而言,陈望道故居就是她的家,而成为故居管理员,是缘分,更是一份责任和传承。

  从售票员变为故居讲解员

  陈华仙上有老下有小,为了照顾家里的老人和孩子,2004年时,她曾经在夏演至分水塘村的公交车上担任售票员,每天往返于两地之间,有事还能回趟家。2006年,这趟公交车升级为无人售票车后,陈华仙便结束了售票员工作,此后,在一家幼儿园担任生活指导老师。2011年,陈望道故居成为浙江省文保单位,急需寻找一名合适的故居管理员,当时村两委干部联系了陈华仙。考虑到陈望道是自己的堂伯父,在村里工作又能照顾家人,陈华仙欣然接受了故居管理员的工作。

  一开始,陈华仙只负责故居的卫生打扫与安全维护,但随着游客增多,陈华仙逐渐承担起了故居讲解的工作。从故居的介绍、陈望道的生平故事到分水塘村的发展情况等,陈华仙要讲解的内容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细致。一开始在讲解过程中,有游客问起陈望道的一些细节问题,陈华仙总是答不上来,为此,她就去向村里的老一辈讨教,还自己翻阅一些历史资料,了解更多陈望道的故事。如今,陈华仙已能熟练地将陈望道的故事讲解完整,并且把讲解员的工作融入生活。

  自从当上讲解员后,陈华仙每天都是故居和家两头跑,有人来找她时,她不是在故居,就是在赶往故居的路上。“一开始家里人很不理解,又没有工资,还要做讲解员,图啥?但对我而言,无论有没有工资,讲解员工作已经给了我巨大的精神财富。”陈华仙说。

  将求真精神传承下去

  陈华仙的公公陈明奶是一名94岁的抗日老兵,每天早上,陈华仙都会为公公烧两壶开水,再烧早饭,安顿好家人的早餐后,她才到故居开始一天的工作。在公公陈明奶眼里,陈华仙不仅是他的好儿媳,更是村里的好讲解员。“她真的很辛苦,但是看到她能为村里做这么多事,还传播红色正能量,我们家人都为她骄傲。”陈明奶说。

  这几年,分水塘村的文化娱乐活动开展得风生水起,村庄面貌大变样,村里的老年协会成了文化礼堂,陈望道故居被修缮一新,立有陈望道塑像的柴房也成了一处旅游点,前来分水塘村游玩的游客越来越多,讲解员的工作任务也越来越重。过去,陈华仙只需接待一些散客,如今,她每天最少接待100名游客,最多的一天接待了1000多名游客。

  为此,陈华仙陆续带出了一批新的讲解员,她们都来自陆港集团。空闲的时间,陈华仙会与她们分享自己讲解时的体会与心得,并告诉她们,在讲解陈望道的事迹时,必须把对陈望道的感情融入其中,这样才能把他的事迹讲得更生动。如今,陈望道故居共有6名讲解员为游客提供服务,这大大减轻了陈华仙的压力。

  “陈望道先生的求真精神真的很伟大,作为他的晚辈,我有义务和使命,把陈望道求真精神的故事分享给每一位游客。”陈华仙说。

  陈望道传的小故事3

  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封建王朝腐朽没落,帝国主义列强野蛮入侵,整个中国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和许多爱国志士一样,在救国图强的道路上陈望道孜孜以求,从回到家乡兴办村学到重回学堂发愤学习数理化等现代科学知识,从“教育救国”到“实业救国”,陈望道积极探寻救国的真理。

  在当时流行的“兴实业,重科学”思想促动下,陈望道曾一度想去欧美留学,因为“欧美的科学发达”,然而由于承担不起高昂的欧美留学费用,陈望道终改道日本。而正是这次改变,让陈望道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震撼了世界,也给一切被压迫的民族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俄国革命胜利的喜讯,迅速传至日本,立刻在当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中国留日学生中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日本一些著名进步学者纷纷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就在此时,陈望道结识了当时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在河上肇的影响下,陈望道第一次读到了《共产党宣言》,也逐渐认识到“救国不单纯是兴办实业,还必须进行社会革命”。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并在中国大地迅猛发展,远在日本的陈望道待不下去了,遂于同年六月毅然返回祖国。受时任浙江第一师范学院校长经亨颐邀请,他来到浙江第一师范担任国文教员。也是在这里,陈望道登上了中国社会政治文化舞台,成为这场新文化运动中的一面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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